二戰期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接下《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委託，成為戰地記者，來到歐洲和北非前線。他不像其他記者一樣寫戰況，而是以生動的筆觸勾勒前線士兵和平民的零碎日常──他們的思鄉之情、軍中的苦中作樂、出征前的恐懼等等，那些報導充滿人味，獲得社會大眾廣大迴響。1958年，應維京出版社之邀，史坦貝克將當時的報導集結成冊，出版了《曾經有一場戰爭》（Once There Was a War）。
基於種種考量，一念出版社沒有出版這本書，但序文很值得一讀，所以我還是花了點時間把它翻譯成中文。文中，史坦貝克寫出了記者不會寫的戰爭的另一面──記者遭遇的外部審查和自我審查，軍中的醜聞和陋習，還有以「為了戰爭好」之名衍生的各種亂象。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距今也不過八十多年，卻已像古代戰事一樣屬於遙遠的曾經，而今全球戰事迭起，重讀史坦貝克這篇冷靜又誠實的序文，也許正能提醒我們：那些名為「曾經」的戰爭，或許沒有想像中遙遠。
《曾經有一場戰爭》序文 約翰．史坦貝克／著 鄭襄憶／譯
很久很久以前，發生了一場戰爭，但那實在發生在太久之前，又受到其他戰爭和別種戰爭排擠，所以就連曾親身經歷的人也常把它給忘了。我說的這場戰爭發生於克雷西戰役和阿金庫爾戰役的鎧甲和長弓之後，就在長崎和廣島實驗性的小小原子彈爆炸之前。
那場戰爭我也參加了一部分，又或者說拜訪了一下，因為我去時一身戰地記者裝束，當然也沒有實際上戰場，而且我覺得特別奇妙的是，我對這段經歷的記憶並不多。閱讀這些當時激動送出的舊報導，勾起許多我已完全忘卻的畫面和情緒。
也許遺忘意外是正確，也是必要的，而我們人類無疑特別容易造成戰爭這類意外。如果我們能從意外中學習，那麼保留記憶也許是好事，但我們並不記取教訓。古希臘曾有個說法：至少每二十年必須來一場戰爭，因為每一代人都必須知道戰爭是什麼樣子。至於我們，我們非得忘記不可，否則就無法再次沉溺於荒唐的殺戮之中。
然而，我說的這場戰爭，也許值得我們記住，因為不會再有這種戰爭了。人稱南北戰爭是最後一場「君子之戰」，而俗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定是最後一場長期的世界大戰。下一場戰爭，如果我們愚蠢到讓它發生，將是所有形式戰爭的最後一場。將無人倖存記得任何事。如果我們果真如此愚蠢，那麼從生物學的角度，我們也不配存活於這世上。許多物種都因變異上的誤判而從地球上消失，我們沒道理以為人類能自外於不變的自然法則──過度武裝、過度裝飾，和絕大多數情況的過度融合，都是走向滅亡的症狀。馬克吐溫在《亞瑟王宮廷裡的康乃狄克州美國佬》一書中，提到了一個可怕卻可能的矛盾情況：死者的重量最終壓死了勝利者。
但這全是臆測，儘管它很可能成真。奇怪的是，我依稀記得的那場戰爭已變得像臆測一樣模糊不清。我朋友傑克．瓦格納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弟弟麥斯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傑克出於捍衛他的那場戰爭，總是稱它為「大戰」（the Big War），讓他弟很反感。而且，「大戰」當然是你唯一認定的戰爭。
但你真的了解它？你真的記得它嗎？那些衝動、那些態度、那些恐懼，還有，是的，那些樂趣？我真懷疑，置身其中的人到底有幾個還記得那麼多。
這些描述和報導在我倉促寫完、越洋即時傳回美國，出現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和許多其他報紙上後，我就再也沒讀過。那是戰地記者著書的黃金年代，但我忍住那股衝動，我相信或至少當時我這麼宣稱：除非這些故事在二十年後仍具價值，否則它們就該留在舊報紙檔案中漸漸泛黃的紙張上。如今我將它們整理出來，不是因為它們符合上述條件。而是，事隔多年再次閱讀，我不只發現自己遺忘了多少事情，還發現它們全都成了時代的產物：其中的態度已過時，衝動帶著浪漫色彩，鑒於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或許這些報導全都流於虛假、扭曲且片面。
此處記錄的事件確實發生過，但重新閱讀，我對其他事情的記憶也甦醒過來：那些同樣發生過卻不曾報導出來的事。之所以沒人寫，一方面是命令，一方面是慣例，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戰爭動員」（war effort）這個無所不包的大帽子。凡是干擾或違背戰爭動員的事情都會自動被歸類為壞事。大致上，判斷標準取決於記者自己，但如果他忘了，觸犯任何一條規矩，還會有審查機關、軍方、報社，最後還有最具約束力的戰爭意識強烈的公民們──像是鸛鳥俱樂部、《時代》雜誌和《紐約客》的「非戰鬥員突擊隊」，他們會將記者拽回正軌，或建議將他視為有害戰爭動員的因素，加以驅逐。有些公民團體協助戰術和後勤，有些媽媽組織監督道德──此處的「道德」一詞，不只是性方面，還有賭博和各式胡作非為。而保密更是一大領域。也許過去這二十年來，我們歇斯底里地搞保密，搞得烏煙瘴氣，就是源於這個時期。我們對保密的偏執起初合情合理：人們擔心部隊船隻的航行路徑曝光，會招來狼群般的潛水艇攻擊，確實經常如此。但後來情況漸漸失控，最後演變成，世上任何圖書館能查到的事實都成了必須小心翼翼守護的祕密，而那些最嚴密守護的祕密反倒人盡皆知。
我可不是說記者受了威脅才照著規定行事。多半是記者的腦子裡有一套自己的規定，甚至為了戰爭動員的利益而發明各種規定來限制自己。維京出版決定將這些報導集結成冊時，他們告訴我，既然現在所有限制都解除了，我可以拿掉「某地某處」這種寫法，清楚交代事件發生的地點。這是不可能的，當時我太過保密，以至於現在我根本不記得它們是在哪裡發生的。
那些規定──有些是外加的，有些是自己加上的──二十年後的現在來看顯得十分可笑。我會試著回顧其中幾條。在美國軍隊中沒有懦夫，而在所有勇士之中，最勇敢又最高尚的就是基層步兵。從戰爭動員的角度來看，理由很明顯。因為整場戰爭中最骯髒、最累人，也最徒勞無功的工作全落到基層步兵頭上。除了危險又骯髒，他必須做的事絕大部分其實很愚蠢。因而必須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他保證，他明知愚蠢的事情實際上有必要也很明智，因為他做了所以是英雄。當然，所有人都壓根兒沒想過，這些步兵根本毫無選擇，要是他照自己的意思選擇，下場不是立即遭到處決，便是終身監禁。
第二條慣例是，沒有一個指揮官是殘酷、無知或追求名利權勢的。如果我們參與的行動混亂又瘋狂，落得一敗塗地，那都是在計畫之中，是邁向勝利的遠大策略中的一環。
第三條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定是，在戰爭動員期間，五百萬名完全正常、精力和性慾旺盛的男人和男孩已經不再像平時一樣滿腦子想著女孩子。但沒有任何人認為，這與他們隨身攜帶裸女照片（也就是所謂的海報女郎）有任何矛盾之處。慣例就是法律。所以，當軍備單位訂購了數百萬個保險套和預防性病的用品時，必須解釋成：這些東西是用來防止機槍槍管受潮──也許真的有吧。
就跟全天下的陸軍和海軍一樣，我們的陸軍和海軍組成份子五花八門，有好人有壞人，有美麗的也有醜陋的，殘酷的、溫柔的、暴力的、仁慈的、強壯的、弱小的，統統都有。要照慣例將所有人一概視為高貴，似乎有點困難，但人們就是可以。我們全都是戰爭動員的一部分，我們跟隨它的腳步，不只如此，我們還助長它。漸漸地，所有人都養成一種習慣：一件事的真相都自動成了機密，若等閒視之就是對戰爭動員的阻礙。我不是說戰地記者都是騙子，他們不是。本書中的每件事都真實發生過，真正的謊言藏在沒提到的那些事情裡。
當派頓將軍在醫院裡甩了一個有病的士兵一記耳光，當我們的海軍在義大利潔拉市擊落五十九架我們自己的運兵機時，艾森豪將軍親自要求戰地記者不要發稿，因為會打擊國內士氣。於是記者們都沒有送出消息。當然後來戰爭部門洩漏消息給地方記者，所以還是刊出來了，但那次對戰爭動員的小小背叛，前線記者無一人涉入其中。
與此同時，各種公式化的奇怪報導卻一個個產出，準時地報導出來。其中一則莫名其妙的報導與某個空軍上校或將軍有關，他因為職責所在，不得不留在舒適的地面，但他內心極其渴望和子弟兵們一起出征德國，置身高射炮的紅色炮火之中。留在地面是比飛行任務更加困難嚴苛的職責。我不知道這說法從何而來，但聽起來不像是出自基層士兵之口。我從沒遇過哪個轟炸機的機組人員不會搶著去做這個「更嚴苛」的工作。他們或許是有點野，但還沒瘋到那種程度。
重溫這些舊報導，我一再看見有句子被審查人員刪除。我不知道被刪除的句子當初寫了什麼。戰地記者不會跟審查人員爭辯。審查事件苦差事，審查人員不知道哪些東西會被拿來攻擊他們，也不會因為刪掉東西而受到懲罰，所以出於自保，他們往往刪得很徹底。海軍的審查人員對地名尤其敏感，不論該地名有無軍事重要性。這樣做最保險。有一次我被刪得有點受傷，乾脆發稿講古希臘學家希羅多德筆下西元前四八○年希臘人對戰波斯人的薩拉米斯海戰，結果因為文章裡涉及地名，雖然是古希臘地名，海軍審查人員還是把整篇故事給封殺了。
雖然知道那些審查規則很多根本毫無道理，我們還是很努力想遵守，只是要知道規則到底是什麼，實在難如登天。規則往往隨著指揮官而變動。有時候你以為自己很確定哪些內容可以發，結果指揮官一換，那稿子就完全不能用了。
戰地記者是好奇、瘋狂，卻又很負責任的一群人，而軍隊，就其本質、規模、複雜度和指揮體系而言，注定會犯錯──而這些錯在正式報告中能夠自圓其說或美化處理。於是，軍事將領看到記者會有點緊張，受到監督會讓他們坐立難安，況且那些人還都是專家。事實上，很多職業戰地記者看過的戰爭數量和種類都比軍隊中的任何人多。舉例來說，卡帕曾經歷過西班牙戰爭、衣索比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克拉克．李曾待過軍事要地科雷希多島，之前則在日本。如果正規海陸軍不太喜歡戰地記者，也拿他們沒轍，因為記者是軍方和社會大眾之間的聯絡管道。而且很多記者名滿天下，擁有龐大的追隨者，他們的稿件以聯賣方式刊遍全國報章雜誌專欄。許多人的手法和文風已自成一格，少數幾個甚至像大明星一樣大牌難伺候。像恩尼．派爾（Ernie Pyle），就因為深受國內讀者歡迎和倚重，其重要性遠遠超越大部分的將官。
我這個後來者，被當成一頭不可侵犯的聖牛，以一種觀光客的姿態，加入了這群經過千錘百鍊的專業人士之列。我想，他們一開始感覺我硬要插足他們辛苦打下的江山，不過，當他們發現我不是重複他們的工作，不是在報導即時新聞後，變得很親切，還會特地幫忙我，傳授一些我不知道的事。舉例來說，我得到最棒的戰場建議就是卡帕告訴我的。他說：「待在原地，如果他們沒擊中你，就表示他們還沒看見你。」後來卡帕卻去了越南，踩上一顆地雷，當時他已即將退出這整個可怕又徒勞的行業。還有恩尼．派爾，在他視為最後一次的勞累出差中，遭一名狙擊手擊中眉心。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寫稿的小技巧。閱讀這些舊報導，我發現了自己慣用的招式：我從不說自己親眼看見了什麼，描述一個場景時，我總寫成某某人說的。我忘了自己為何這樣做。也許我覺得如果說是別人告訴我的，故事會更可信。也可能我覺得自己像是闖進來偷聽戰爭的人，對於自己居然在這裡，感到有點慚愧。也許我慚愧是因為我能回家去，但士兵們卻不能。然而，擔任戰地記者經常既不安全也不舒服。軍隊的大部分人力投入在補給、運輸和行政工作上，就連作戰單位在完成一場任務後也會有些休息時間。可是戰地記者發現，如果自己不在事件發生地點附近，報社就會開始著急。結果導致戰地記者的傷亡率很高。如果你當戰地記者夠久，又常常往有事的地方跑，很可能早晚輪到你。讀著這些報導，我震驚地發現竟有那麼多記者死去。當年那些無憂無慮的靈魂──他們把夜晚搞得一團亂，又用抱怨填滿白天時間──活下來的寥寥無幾。
回到剛剛談的慣例。當時的寫作風格，是必須表現出你時時刻刻都在害怕。我猜我真的很害怕，但有這種風格也是事實。我認為，這樣做是為了證明士兵們有多麼勇敢。而士兵們的確就跟任何人一樣勇敢，也一樣膽小。
我們修改自己的稿子，改得比任何編輯還多。我們自覺對所謂的「後方」負有責任。當時普遍的看法是，除非好好保護社會大眾，不讓他們知道戰爭的完整面貌，否則他們可能會陷入恐慌。我們也覺得必須保護軍隊免於批評，否則他們可能會像阿基里斯一樣躲回帳篷裡生悶氣。
戰地記者的自律和自我審查固然是出於道德感和愛國心，卻也是為了自保的務實考量。有些主題是禁忌，有些人不能批評，甚至連提問都不能。破壞規則的愚蠢記者不只稿子在國內沒人要刊，還會被指揮階層逐出戰區，而一個戰地記者沒有戰區可去，就等於丟了飯碗。
舉例來說，我們都知道，有個大名鼎鼎的將軍一直在更換公關軍官，因為他覺得自己出現在新聞標題上的次數不夠多。我們也知道，有個指揮官把一個通信兵科的士官降級，只因士官拍他側面時拍錯邊了。很多優秀的前線軍官被嫉妒他們的上級拔除職務，只因他們太善於激勵弟兄、太受記者賞識。軍中醜事一籮筐──實為嚴重宿醉的長期病假、軍事高層和陸軍女子輔助兵團成員高調的私通，因為太笨、暴力、懦弱，甚至性偏差而被判生病停役的案例。這些資訊我從沒見過哪個記者使用。除了出於戰時的道德規範，寫出來也無疑是自毀前程。那個破壞規矩，搶著獨家報導停戰消息的記者，在業內已經名譽掃地，職涯就此斷送。
是的，我們只寫出了戰爭的一部分，但當時，我們相信，熱切地相信，這樣做是最好的選擇。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戰爭結束後，退伍士兵撰寫的小說故事，例如《裸者和死者》，才讓社會大眾如此震驚，他們長久以來都被保護得太好，未曾接觸過這瘋狂、歇斯底里的亂局。
反正我們可以用的素材很多，英雄、無私、機智和仁慈事蹟俯拾即是。也許我們將全貌刪去一部分是正確的。可想而知，如果我們將所知的一切全都用前線的語言傳回後方，那麼國內恐怕會被我們弄得比實際情況更混淆。而且，每一個妄自尊大的人背後，都有一個布雷得利；有想出名想瘋了、把軍職當表演的人，就有像泰利．艾倫和羅斯福將軍這樣了不起的人物。儘管基層兵營裡住著骯髒、說謊、滿口髒話的摸魚者，卻也存在著真正的英雄、善良的人和有頭腦的人，他們知道或以為自己知道為何而戰，默默撐住了這一切。
我相信，戰地記者在專業方面極具道德感和責任感，很多很非常勇敢，全心投入工作的也不在少數，但是交稿後的時間，我想我們大概跟那些軍官和士兵毫無差別，沒有比較好，也沒有比較壞，只是我們比他們享有更多便利性。我們配戴著模擬軍階，從上尉到中校不等，它讓我們可以在基層士兵不能去的軍官餐廳用餐，與此同時，我們也能打進基層士兵的生活圈，那是軍官去不了的地方。記得在北非時，軍官們有一場單調又冷清的小舞會，幾個年輕軍官機械性地和軍護跳著舞，伴奏音樂來自發條留聲機的老唱片，而鄰近基層兵營裡，卻有我此生聽過最美妙的爵士樂合奏，高唱著純粹的狂喜。想當然爾，我們這些記者便從善如流地往好音樂那裡移動了。軍階當然享有一些好處，但對我們戰地記者來說，有時它幾乎等同於一張放行證。當我們盡責地交稿後，便開始四處打聽每一個購買黑市肉品、酒和女人的地址，還會互相交換情報。我們熟知非法計程車，我們鑽營、偷拿、裝病、摸魚，盡可能讓自己過得舒服些。我很早就學會，拿一品脫威士忌送一個運輸科下士，就能比一個帶著參謀部緊急命令的將軍更早登機。我們沒偷過軍隊多少東西，沒這必要。東西會自動送到我們手上。況且，我們在軍中面對的可是行家。我記得有個補給部門的將軍陰鬱地讀著補給品庫存的遺失報告，一時氣得大喊：「美國士兵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小偷，你們知道接下來會怎樣嗎？等他們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偷光之後，就會去偷那些德國人，到時候希特勒也只能求助上帝了。」記得我曾經待過一部航行中的驅逐艦，當時每個軍官的隨身武器，像是手槍和卡賓槍，突然全數失蹤。整艘船從船頭到船尾都搜遍了，連油箱和水箱都檢查過，卻始終沒有找回任何一件武器。那似乎是一種非偷不可的衝動。俘虜被熟練地搜身找尋手錶、相機和武器，那些都是士兵之間交易的商品。可是戰地記者偷的不多──首先，如我先前所言，因為沒必要，其次，因為我們移動得太頻繁，根本沒辦法帶著東西一起走。天知道軍方到底發給我幾頂頭盔、幾捲睡袋、幾副防毒面罩。我很少在下個地點收到先前配發的裝備，也從來不曾將它們繳回。倫敦各旅館的地下室裡，一定還有好幾箱戰地記者十五年前留下、不曾取回的戰利品。我個人就知道有兩處類似的地方。
不管這些報導究竟有多少價值，或能喚醒多少回憶，它們在這裡：時代的碎片，童話故事，意義不再完整的記憶，記憶著一個已逝的時代和態度；也是一個悲傷又詼諧的紀錄，記錄了我曾見過如今卻無法置信的戰爭的一小部分。那場戰爭因為刻意誇大，以至於在我腦海裡顯得像克雷西之戰、邦克山之戰和蓋茨堡戰役的戰爭畫面那樣不真實。雖然所有戰爭對人類這種會思考的動物來說，都是一種失敗的表徵，但在這些記憶中的戰爭仍存在著一些英勇和良善。當然，有人喪命了，或殘廢了，但只要還活著，他並沒有把殘缺的種子當禮物贈送給自己的孩子。
多年來，我們以恐懼為養分，除了恐懼，別無其他。而恐懼結不出任何善果，只會繁衍出殘酷和欺瞞和懷疑，它們在我們看不見的黑暗中滋生。正如我們用試爆的炸彈汙染空氣一樣，我們也以恐懼毒害著自己的靈魂──一種沒有具體臉孔、腫瘤般不斷增生的愚蠢恐懼。
本書中的文章都是在壓力和情緒緊繃下寫成的。我重讀時最初的衝動是修正、改寫，修掉粗糙的句子，刪除重複的地方，然而在我看來，這些粗糙之處正是構成它們即時感的重要元素。它們就跟邪惡的女巫、善良的仙女一樣真實，也跟其他所有神話一樣，既道出真理，也通過了反覆的考驗和編輯。
很久以前，曾經有那麼一場戰爭──在很久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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